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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笔记】《逃犯条例》修订的前世今生(2)

发布时间:2020-04-25 浏览量:712人次

修订《逃犯条例》在时间方面有若干方面令人费解。第一,回归不久香港和内地政府已经就逃犯移交安排展开商讨,历时二十载,步伐今年初开始突然加快。第二,原本处于低调,让特区政府以本地立法面目示人的中联办,五月初,王志民突然召开中联办领导班子会议,向驻港外交部及解放军部队高层,中资企业负责人,以及港区人大、政协委员,传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同月7至8日「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支持修订,立法死线估计是本月27日。

当然,最令人费解的是,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炽热,中国犯不着在此时此刻拉长战线。目前看来,最合理的原因之一,强调只是之一,相信是中国经济陷入严峻状态,在制止内地资金非法外移的同时,要尽快和尽可能追回境外赃款,而香港是首个目标。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北京大学经济法硕士、吉林大学刑法博士林雪标在其分别题为《腐败犯罪境外追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和《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7月)的着作中,可为上述的立论投射出若干端倪。

林雪标在书中表示,追回跨境或被移出的腐败资产一直是内地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大规模的腐败资本外逃,但由于充足的外汇储备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未能像前阶段般,维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中国一直保持大量的外国投资流入,没有保持较大的贸易收支盈余,将可能导致国际支付危机,危及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引发投资逆转」。

他在文中所提出令人担忧的情况,即外资撤离和新投资金减少,加上出口盈余和国家外汇储备减少,正是今天中国当前经济面对的严峻情况,阻止和追回每年数以千亿元计的腐败资产,迫在眉睫,不得不加快推行。

林雪标进一步表示,「即使拥有足够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如腐败资产发生持续地、大规模地跨境转移,会导致国内外投资者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影响到债务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从而导致国际社会降低(腐败)资产来源国的信用等级,增加(腐败)资产来源国的筹资成本」。他说,这种现象的发生,使人们对金融系统与体系产生不信任感,也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香港、新加坡:腐败资产外逃「中转地」

他表示,一般而言,身份级别相对较低、涉案金额较小的腐败官员,多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身份级别高、涉案金额大的腐败官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还有一部分外逃者通过香港、新加坡中转,利用香港、新加坡世界航空中心的地位及其居民前往英联邦国家可实行「落地签」的便利。

他表示,「一旦这种现象未能得以遏制,成为一股潮流,会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法律方面的不利影响」。这包括:

• 政治的稳定。这包括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削弱和政权软化,严重影响了政治的稳定。

• 国家机器的运转。腐败跨境转移使社会力量对政府产生严重不信任感,产生的裂痕和猜忌导致国家政策难以落实。

• 公共政策的制定。这包括例如资产接收国家容易挟持腐败官员,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转向有利这些(腐败)资产接收国。

• 诱发和加剧国内予盾。

• 严重影响国家经济运作,包括削弱国家经济发展物质基础,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金融货币政策的绩效。

• 危害法制,践踏有罪必究原则。

在当前中美贸易和经济战之下,内地出现上述严峻经济局面,出于各种忧虑,通过修订《逃犯条例》以制止内地资金非法外移的同时,尽快和尽可能追回境外赃款的动因,不难理解。但即便如此,出于甚幺考虑也好,这种《逃犯条例》的修订,动摇了一国两制之本以及摧毁了香港赖以繁荣的基石。这种运动式和饮鸩止渴的立法,夹杂着其他不明和未有解释过的政策目标,包括对言论自由、人权的限制,以及拒绝与市民大众的沟通和排除对其他方案的考虑,是绝对不合时宜和制造无法挽回的祸端,与其对立化、极端化,搁置可换取空间,是当下最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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