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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笔记】内地学者预视逃犯移交问题处理不当 「会引发更

发布时间:2020-04-25 浏览量:536人次

曾任职中联办、港澳办,和中央组织部法学博士马正楠,于九十年代以来从事香港与内地刑事法制的研究,而逃犯移交更是重点工作和研究领域,参与了回归以来中港两地就逃犯移交安排进行的会议,并将观察所得及建议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于2011年1月号内地法律刊物《法学家》,共同发表题为〈论香港与内地移交逃犯的先例模式〉的文章。

文章表示,在解决移交逃犯问题上两地存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政策取态。香港方面强调尊重「两制」 的差异性,内地方面则要突出「一国」的主权性,具体而言,内地倾向于採用「立法模式」和「协议模式」解决移交逃犯问题。立法模式指通过中央统一立法或单方面立法的方式来处理,但两位作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方式忽视了「两制」的差异性,违反了香港《基本法》第95条所确立的协商原则和法域平等原则,甚至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若干部分进行释法,在当时看来,「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

如果採取「协议模式」的话,在当时而言,移交请求「必须经过司法审查,法院有权决定对某个案不予移交,对司法审查的结果还可以提起上诉。因此,这协议模式很有可能在香港产生旷日持久的司法程序,从而降低司法协助的效率。而且,由于香港司法独立且实行不同于内地的証据规则,内地的移交请求能否在香港法院获得通过,仍存在较大的风险」。

今天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对于内地法院提出移交请求,即先由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以启动移交程序,再由香港法院依赖内地提供的表面证供作移交决定。这无疑是将内地的司法权力引入香港,因为在《逃犯条例》修订后,香港法院是依赖内地提供的表面证供作移交决定,没法做到实质性的把关,因而无法释除港人以至商界对内地司法制度得以大幅介入的担忧。

削足适履思维,只会引发更多的冲突

马正楠在2018年12月新着,题为《香港与内地刑事法制冲突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一书中,重覆强调他多年的看法,即在逃犯移交方面的安排,香港方面要求尊重「两制」差异,内地要突出「一国」主权性,这分歧短期内是难以消除,并在今天有可能走向冲突的焦虑。他在书中表示:

建议先设立「先例模式」个案协商机制

两位学者因此提出先建立一套以「个案协商为基础,并赋予协商结果先例效力」的「先例模式」。目的是「通过双方协商确立起来的先例,对今后类似情况的处理具有约束力,可直接予以适用。当无先例可循时,双方就新出现的问题再行协商,以此确立起新的先例。久而久之,两地在移交逃犯的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将以个案协商的方式被逐个解决」。也就是说,「通过先例的形式予以确定化,并逐渐实现制度化」。

「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先例模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作为由个案模式到协议模式的过渡,为内地和香港最终签订移交逃犯协议準备资料,积累经验」。总的来说,「先例模式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先例的确立、先例的适用和谈判主体的构建」。换言之,此建议的重点是「利用现有法律」以一种迂回的策略解决两地间的逃犯移交问题。

因此,可以说,目前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不见得是唯一解决两地逃犯移交问题的方法,陈弘毅教授、高铭暄教授、马正楠博士,以及其他对中港两地法制有深入认识的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难道就是不值特区政府一提,是废话吗?

马正楠:「行政长官有义务向中央反映香港特区有关权力主体意见」

马正楠在其新着的总结「余论」部分,说出了一段颇值回味,有关于行政长官在促进中央和特区政府相互理解和信任的角色的文字。他表示,基本法为在中央和香港特区之间构建顺畅沟通机制设计了一个「连结点」,即行政长官。这意味着在中央与香港特区沟通机制中,行政长官是代表香港特区的「适格主体」。

马正楠这段文字是否有感而发,不得而知,但应不像是漫无目的的一般陈述。但姑勿论原因为何,《逃犯条例》的修订,看来十分有必要停下来,作更全面的审视,否则只会「引发更多冲突」。

近年内地出版的部分有关香港与内地司法制席比较新书,香港应跟进,全方位了解内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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